85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拉开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中华儿女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硝烟远去，国殇难忘。感悟先烈精神，恪守廉洁清风。回顾那段艰苦的抗战史，对革命先辈们带领人民不畏压迫、奋起反抗的英勇历史认识更加深刻，对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腐败，一直是困扰各个政权的大问题。抗战时期，国民党指挥的军队的战斗力往往非常不堪入目，其军队内部的腐败情况是削弱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们贪腐成风，形成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发国难财的严重腐败的状况。据统计，国民党要员在海外的存款高达5亿美元，折合法币约为3000亿元，足以装备300个机械化师，孔祥熙一个人在美国的存款就有1亿美元。

　　糟糕的风气也传染到军队之中，原本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就存在不小差距，但将领的腐败无能，更让这种差距演变成了灾难。军官克扣军饷，欺压士兵，缺乏约束的士兵又去欺负老百姓，致使民怨沸腾。一些人还凭借兵权经营私产，大发国难财。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汤恩伯，备受蒋的赏识，镇守河南时期，此人一边“打日本人”，一边又与日本人做生意，而他手下的军队也更是为虐乡里。以至于当地民间流传着，“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顺口溜。1944年，其他战场上法西斯力量节节败退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在河南的汤恩伯所部更是撒腿就跑，日军仅用38天时间，便几乎占领全部河南，给中国抗战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行径罄竹难书，如此腐败的军队，自然是无法打胜仗的。

　　1940年回国考察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深为国民党官场的腐朽景象所震惊：许多官员“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吃喝盛行、花天酒地，“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蒋介石也对这种奢靡状况看不过眼：“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

　　反观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陕甘宁特区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强烈对比。全国抗战爆发后，出于对国民党作风侵蚀的警惕和防止其对共产党干部所推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毛泽东特别提出：“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中国共产党把“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目标，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身作则，生活简朴，使勤政、廉洁在延安边区蔚然成风，他们通过自己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向全党作出了示范。埃德加·斯诺的评价说：“官兵一致，官民一致；军人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共产党的首领可以在住满士兵、农民的街道上或城郊随意散步，无须警卫人员；人们食宿相同，住窑洞，穿布衣，吃小米、面食，即使毛泽东夫妇也只有两间破窑洞，唯一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

　　同时，中国共产党严明党纪政纪，严肃惩处腐化分子（绝不因资格、官职和曾经的业绩而姑息或宽恕、网开一面），“黄克功事件”、“肖玉璧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1940年，正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一年。9月13日，毛泽东去中央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干部战士。他看到病榻上的老战士肖玉璧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心情十分沉重。当时为保证毛泽东身体健康，中央特批给他每天半斤牛奶。看到肖玉璧营养不良，毛泽东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取奶证转送给肖玉璧。就这样，肖玉璧很快恢复了健康。肖玉璧出院以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当局长。 

　　可肖玉璧利用职权之便，贪污受贿，并采用多收少报的方法欺瞒上级。后来竟发展到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部队。当时，边区政府对违纪贪污行为处分相当严厉。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10种行为均为贪污，并规定对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他不服，直接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当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并不看信，问林伯渠:“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回答:“3000元。”毛泽东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伯渠说:“他在信中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据我们统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5%，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我特地来请示。”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记得我是怎样对待黄克功的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廉洁奉公的作风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求实效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影响人心向背的重要原因。中共亲民、廉洁、为国为民，充满活力，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景仰，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许多西方记者、国际友人、爱国华侨等先后来到延安，共同感受：“延安正在孕育一个新中国！”

　　1940年5月，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参观团以及募集到的大量抗战物资回到祖国。在重庆，蒋介石为了取得陈嘉庚在经济上的支持，大摆筵席，极尽奢华，一顿饭就吃掉了八百大洋。陈嘉庚饭后陷入了沉思“国难当头，一位国民党的领导人竟然如此奢侈，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啊？”带着疑问，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阻挠，来到了延安，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参观团，当陈嘉庚得知这顿饭一共花了八毛钱后，他感慨良多，意味深长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八百大洋与共产党领导人自己种的蔬菜折射出了人心的向背。于是，他在延安发表演讲时盛赞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新气象，并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回去后，他到处演讲，断言“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当时的世界大国尤其是美国都认识到，中共充满活力，远比国民党廉洁、有效率、受群众欢迎，是中国的新生力量。英国驻华大使薛穆、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都认为，中共将成为“中国的希望”，并预见“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最终是共产党的“延安作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打败了国民党的“西安作风”——脱离人民群众、奢侈腐败。可见，党风廉政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党的生死存亡和事业成败。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 主席总书记严肃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 北京三月雨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国内成立最早，专业、系统从事党性教育、廉洁文化教育的文化宣传单位，将一如既往地以廉政教育基地建设为抓手，推进廉洁文化建设，久久为功，助力反腐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